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劍指食品欺詐

2019-12-12 10:07:52來源: 中國食品報網

澳客笔记赚钱多不 www.khjklc.com.cn   本報記者  連荷

  經濟利益驅動型的食品安全違法犯罪一直是食品安全治理工作的重點和難點,懲罰性賠償在公益訴訟中能根除違法經營者的經濟動機,警示警戒更多的經營者守法合規、誠信經營,守住食品安全底線。在12月9日舉辦的新時代食品安全法制建設學術論壇上,與會專家學者就發揮消協、檢察院在食品領域提起公益訴訟的職能,提高違法行為人的違法成本,加強媒體典型案件的曝光,從多點防控食品欺詐的發生風險等話題展開探討,研討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在遏制食品欺詐方面的重要作用。

  規制食品欺詐是食安治理工作重點難點

  在全球生產消費、經濟發展緊密相連的大背景下,食品的生產與消費成為民生之本。食品生產經營者基于經濟目的而實施的食品欺詐,往往利用各種手段故意摻假、造假、非法添加,或者故意提供錯誤信息或虛假信息,從而欺騙消費者?!噸泄倉醒牘裨汗賾諫罨母錛憂渴稱釩踩ぷ韉囊餳?以下簡稱《意見》)中重點提到,要在2035年實現“經濟利益驅動型食品安全違法犯罪明顯減少”的目標,北京市食品藥品安全法治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孫穎指出,經濟利益驅動型食品安全違法犯罪往往與食品欺詐聯系在一起,嚴重的食品欺詐將會導致該類犯罪,并造成嚴重的社會危害。

  孫穎指出,食品欺詐并非我國獨有的現象,而是世界普遍存在的現象。世界各國對食品欺詐基本形成了一種共識,即經濟利益驅動型的食品摻假和標簽、說明書虛假。美國、歐盟等地關于食品安全的立法眾多,但也并沒有哪部律法直接提到了食品欺詐,而是分別對食品欺詐的某一組成部分進行了規制。

  孫穎表示,我國食品欺詐問題多發且嚴重,僵尸肉、有機食品亂象等事件,都是在生產與消費信息嚴重不對稱的前提下,生產者或者生產環節的參與者們對食品進行摻雜摻假,同時隱瞞真實信息,用以謀取不合法利益。另外,盡管在立法中對食品欺詐的規制囊括了從農場到餐桌的食品生產各個環節,但是在實際執法過程中,對于食品欺詐的監管主要仍將重點放在流通環節,對于生產環節關注不足,存在食品欺詐在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規制的不協調問題。

  孫穎表示,《意見》中可以看到,規制食品欺詐,減少經濟利益驅動型食品安全違法犯罪是食品安全治理工作的重點與難點,因此,如何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準確認定食品欺詐的性質類型,準確地適用法律,進而追責,充分貫徹企業主體責任原則,從事后銷售環節監管的角度倒逼食品生產流通環節的升級改善,成為食品欺詐規制的一個重要問題。她指出,應堅持多點立法、多點治理,注重發揮不同法律的規范價值與作用,在協同共治方面,政府部門可以與大專院校、科研機構進行深度合作,發揮其科研能力與技術力量,利用專業的食品檢測分析手段和數據處理技術,分析食品欺詐事件的成因與重點領域,從源頭減少食品欺詐的發生。

  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提高違法成本

  《意見》明確要實行最嚴厲的處罰。嚴厲打擊違法犯罪,積極完善食品安全民事和行政公益訴訟,做好與民事和行政訴訟的銜接與配合,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

  違法成本過低是當前我國食品安全違法行為發生的重要原因,違法行為人通過違法行為獲得的利益與其付出的違法成本不成正比,“一本多利”成為違法行為人不斷出現的內在利益動力,提高違法行為人的違法成本,能夠有效遏制食品安全違法行為的發生。

  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會長河山指出,懲罰性賠償在我國仍處于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1993年,我國首次提出懲罰性賠償理論,直到2009年,食品安全法才明確提出,消費者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但由于懲罰性賠償的起訴人被限定為消費者,因此,讓不法分子有縫可鉆。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檢察官助理郝利凡指出,民事訴訟法有“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規則,但食品消費存在小額、分散、多數、隱蔽、潛伏等特點,讓消費者難以提交舉證憑證。消費者往往因此放棄維權,給違法犯罪分子和不法商家以可乘之機。

  作為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最早的領域之一,近年來,多地檢察機關成功“激活”了食藥領域民事公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條款,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ぁ吧嗉饃系陌踩狽矯娣⒒恿嘶?。近幾年的多起案件中,檢察機關提起刑事公訴,代表國家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的刑事犯罪,同時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維護了眾多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郝利凡表示,在食品安全訴訟案中,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請求權比消費者個人提起懲罰性賠償更加合理且有效,能夠更好地制裁非法經營者,彌補社會公益所遭受的損害。

  但郝利凡指出,食品安全領域公益訴訟屬于新類型的民事訴訟,在我國正處于起步探索階段,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并不完善。司法實踐中對于危害食品安全領域的民事公益訴訟是否應支持檢察機關或相關組織提起懲罰性賠償訴訟,理論界與實務界仍存在爭議。

  針對理論界有觀點認為檢察機關提出懲罰性賠償與消費者個人的訴求重合且產生沖突,郝利凡認為二者并不重合。消費者提起私益訴訟是對自身遭受損害的恢復和補償,懲罰性賠償金歸消費者個人所有。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是對食品安全消費領域公共利益造成損害的彌補,純粹是為了公共利益,懲罰性賠償也是用于彌補、恢復受損害的公共利益。懲罰性賠償并非是針對個體的利益補償,而是一種有效的威懾機制,懲罰性賠償在公益訴訟中能夠體現雙重預防功能,一方面罰當其害,要求非法經營者賠償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的損害,剝奪其非法經營行為所獲得的非法利益,根除違法經營者的經濟動機,防止再犯;另一方面發揮公益訴訟在?;ど緇峁怖嬤械姆老咦饔?,警示警戒更多的經營者守法合規、誠信經營,守住食品安全底線。

  中國人民大學食品安全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孫娟娟針對《意見》中提到的改革許可認證制度表示,堅持“放管服”相結合,要精準把握“放管服”內涵,做到法制監管、勤勉監管、透明監管、信用監管、精準監管、靶向監管,消除監管盲區、鑄造監管合力、提升監管公信,做到對食安問題零容忍。


新聞背景

  12月9日,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しㄑа芯炕?、北京市食品藥品安全法治研究會2019年聯合年會暨新時代食品安全法制建設學術論壇在北京舉辦。

  食品安全關系群眾身體健康,關系中華民族未來,加強食品安全監管,關系全國13億多人“舌尖上的安全”。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卓澤淵指出,在2013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用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確保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兌餳肪褪槍岢孤涫迪敖階蓯榧槍賾謔稱釩踩呂砟钚濾枷胄掄鉸緣鬧卮缶俅?。研究會會員要從目標、辦法、責任、制度、價值5個問題入手,積極探索,研究解決在貫徹落實中央重大決策部署過程中的新情況、新問題。

  北京市法學會黨組成員、專職副會長李寧強調,《意見》中提出“堅持安全第一、堅持問題導向、堅持預防為主、堅持依法監管、堅持改革創新、堅持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基本原則“,落實生產經營者主體責任,推動食品產業高質量發展,提高食品安全風險管理能力,推進食品安全社會共治,開展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設攻堅行動,加強組織領導”等要求,是黨中央著眼黨和國家事業全局,對食品安全工作作出的重大部署,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任務。

會議分別通過了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會長河山、北京市食品藥品安全法治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成功所作的2019年工作報告。

  論壇上,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研究員任國征、中國出入境檢驗檢疫協會生態原產地分會秘書長李秀波、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副秘書長楊榮堅等專家也分別從食品安全法制中的“信任”、生態原產地?;げ酚朧稱釩踩?、小產區電商平臺與食品安全等方面和與會專家學者進行了深入交流。

  會議由北京市食品藥品安全法治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主持,并與參會人員分享了會議共識。來自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しㄑа芯炕?、北京市食品藥品安全法治研究會150余位會員和媒體記者參加會議。


  案件回放

全國首例互聯網公益訴訟案宣判

兩被告支付賠償金61萬余元

  杭州互聯網法院對李某、劉某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互聯網民事公益訴訟一案9月6日進行在線宣判,認定兩被告通過互聯網向社會公眾銷售含有有毒有害物質的保健食品,構成對消費領域公共利益的侵害,依法應共同承擔向社會公眾賠禮道歉、賠償公共利益損失61萬余元的侵權責任。

  據悉,本案是全國首例在線審理的互聯網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互聯網法院首例組成七人合議庭進行審理的案件、全國首例由檢察機關在線提起的公益訴訟案件,也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實施《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見》,提出“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后,全國首例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中支持懲罰性賠償的案件。

  2016年至2018年,兩被告以低價大量購入無生產日期、無質量合格證、無生產廠家的“減肥膠囊”后,自行灌裝并加貼標簽,以“純中藥七天瘦加強版強效瘦身減肥瘦大腿肚子誠招V信代理一件代發”等產品名,通過網絡交易向不特定消費者加價出售上述膠囊。公安機關對兩被告立案偵查,現場查獲、扣押兩被告銷售減肥膠囊27瓶,經檢測,產品中含有西布曲明、酚酞成分,而西布曲明、酚酞對人體有危害,屬于禁止在食品(含保健食品)中添加的非食品原料。兩被告購進減肥膠囊共計134252余顆,絕大部分通過網絡銷售流向市場,其中流向市場的34886顆無銷售記錄保存,難以核查銷售對象的身份情況。公益訴訟起訴人在辦理轄區內刑事案件過程中發現兩被告通過互聯網向眾多消費者銷售有毒有害的食用產品,其中大量產品通過互聯網銷售流向市場且難以核查確定消費者主體身份,對不特定社會主體利益構成侵害。經履行法定的公告程序后,沒有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提起公益訴訟,故杭州拱墅區人民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請求判令兩被告共同支付賠償金610400元(銷售價款的10倍),并在全國性的媒體或平臺上公開賠禮道歉。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兩被告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產品,系對人數眾多且不特定的消費者共同利益的侵害,已構成對食品消費領域社會公共利益的侵害,依法應承擔相應民事侵權責任,判決兩被告共同承擔向社會公眾賠禮道歉、賠償公共利益損失61萬余元的侵權責任。


  業界聲音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戚建剛:

  加大懲罰力度并不是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最佳途徑,應該完善民事侵權賠償制度。最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已經明確規定了公益訴訟制度,針對環境污染案件、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可以由法律規定的機關和組織提起公益訴訟,但是對于公益訴訟制度的具體內容還沒有規定,需要等待司法解釋進一步的規定。食品安全問題一旦發生就會造成不特定多數的消費者利益的損害,從節約訴訟成本以及全面?;は顏吆戲ㄈㄒ嫻姆矯嬋?,公益訴訟是解決此類問題的重要途徑。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  高秦偉:

  在食品產業,食品安全公益訴訟是推動食品企業發展與繁榮的重要助力,因此修改食品安全法時可以考慮設立公益訴訟制度。至于規范的問題,首先是哪些團體或者組織甚至個人可以提起公益訴訟,這需要討論。律師能否參與訴訟更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可以,而且有利于確保有關法律條款的施行。食品安全法第96條規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立法原意在于鼓勵消費者運用訴訟的手段?;ぷ約?,同時也能提高不法企業的違法成本。然而,實踐中很少有消費者提起懲罰性賠償的訴訟。究其原因在于對消費者個人來說,由于損失不大,再加上走司法程序費時費力,很難真正付諸于行動。而律師不同,通過接受眾多消費者的委托,可以集中起訴,讓社會各方參與治理食品安全問題成為可能。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八檢察廳二級高級檢察官  賴紅軍:

  針對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犯罪行為,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是刑事檢察和公益訴訟檢察辦案工作緊密結合的體現,既有利于嚴懲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犯罪行為,又發揮了?;げ惶囟ǘ嗍顏吆戲ㄈㄒ嫻墓嫠咚霞觳熘澳蘢饔?,案件辦理過程是檢察機關整體履職能力的綜合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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